本校之創立與傳統之教育政策

培道學校建立之時代，正當中國清代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戰役之後，列強精砲利兵之刺激，使執政者不得不有所覺悟，於是提倡洋務運動。在教育上，注重學習之科技，同時又被迫開放海禁，除通商外，更容許西方傳教士東來傳教。傳教士為使教徒對宗教有深刻之瞭解，故在中國創辦學校，教會學校遂成為中國最早之新式教育機構，我國有名之聖約翰、齊魯、東吳、嶺南、華西等大學，以及後來陸續開辦之中小學，先後於同治光緒年間成立。滿清政府洋務運動之努力，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役中毀於一旦；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所發展之教育，卻放出奇光異彩，為中國造就不少人才。

公元一八八八年即光緒十四年，美南浸信會婦女傳道會聯會派容懿美女士來華，創辦「培道學校」於廣州五仙門，名曰「婦孺班」，後由五仙門遷往東山。中日戰爭爆發，由東山遷往肇慶，旋由肇寧遷至九龍。一九四一年為避日軍戰火，又遷往澳門。一九四五年日人投降，遂遷回東山。而一部分員生則來港設立分校。一九四六年因香港政府立案規例，改分校為「香港培道中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香港之社會急劇轉變，從轉運港變為工商業城市，居民之生活與思想亦隨而變化。由於工商業勞動力之需求，與及現代社會男女教育及就業機會之均等，家庭中往往夫婦均需外出工作，甚至老年或青少年輩常傾巢而出，謀求生活，青少年輩因此缺乏家庭教育。今日香港社會之物質生活固然有顯著之提高，但商業社會重利輕義，加以西方個人主義思想之嚴重影響下，青少年輩往往寡情鮮義，損人利己，與中國傳統之「大我」、「仁愛」思想及基督之「忘我」、「博愛」精神相違背。所以罪惡與日俱增，人心日益冷酷狠毒，精神文明不受重視，是以今日之基督教學校實有維護中國文化與發揚基督精神之雙重使命，以求造就德智並重，人格健全之市民，使社會秩序趨於安定。

在上述之香港及世界形勢要求下，本校不但於課程與教學方面力求改進，以適應現代社會之需要，而在德育訓導方面尤特別重視。同時因今日中學學生人數日增，「教務」與「訓導」工作亦隨之繁忙。一般學校現行制度除校長外，副放長亦須授課，且往往每週上課多達廿餘節，雖然有部分學校設教務主任及訓導主任以分擔工作，然而主任之缺，少有特設者，一般多由教師兼任，惟其授課節數較其他教師略少兩三節，俾從事於行政工作而已。但因教學與行政之雙重負擔，故教務與訓導工作難以切實推行，一切徒具形式而已。故一般學校以灌輸知識為主要任務。上課時，師生聚集一堂，教師教授學科知識，學生獲得學科知識。此外，為人之道，處事之理，從不提及。教師下課就離開學校，很少與學生接近，更談不上潛移默化，久而久之，遂造成「有教無訓」之現象。社會問題青年日增，罪案日益嚴重之原因在此。負責教務與訓導工作之主任教師既難以切實推行工作。校長固須綜理全校校務，更須負責對外之聯絡工作。故校內之教務與訓導之重任落在副校長一人身上，而副校長本身亦要授課。同時，選擇一個精於教務又長於訓導之人材並不容易。要知教務與訓導之分以「務」為對象，人類愈進步，分工愈精細，人往往各有專長，若勉強將兩種不同之領導工作加於一人身上，其後果不良可想而知。本校有鑑於此，故雖在逐步轉為政府資助中學之際，仍極力保存教務與訓導分立制度，以兩位主任代替副校長之職。雖然教務偏重於「知識」，訓導偏重於「行為」，在領域上各有不同，但兩者關係密切。說到「訓」，往往離不開「教」；說到「教」，實離不開「訓」。此外，全校教員亦須共負訓導之責任：注重以熱誠感動學生，以人格感化學生，在生活上予學生以指導，在品格上作為學生表率；各科教師亦須嚴於律己，嚴於治學，並嚴於教導。蓋律己嚴，則行無不正，治學嚴，則學無不精，教導嚴，則學生勤於學業。若是，則教師能以身教，學生對教師產生崇敬之心，而受其耳提面命之訓，俾能勤於學業，敦品勵行。尤其各班導師，更應以道自重。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則心悅而誠服也」。於此時此地之教會學校，更應以中國傳統之道德及基督之真道教導學生，更應以愛待人，愛是富有同情心，不避勞苦，為他人服務。正如《聖經》上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教師以此愛之精神為動力，始能引起學生自愛及愛人之心理。

(見《培道九十週年校慶特刊》)